菊与刀

    在类学对不同文化的研究中，这些文化间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是以耻为主还是以罪为主。更多小说 ltxs520.com根据定义，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的良心的社会可以定义为“罪感文化”。不过这种社会里的，例如美国，在犯了些许过错之后，也会因内疚而有羞耻感。有时因衣着不得体，或者因为言辞有误，都会感到万分懊悔。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，们会对那些在我们看来应该是犯罪的行为感到懊悔。这种懊悔可能非常强烈，但却不能像罪恶感那样可以通过忏悔、赎罪而得到解脱。犯了罪的可以通过忏悔而减轻内心沉重的负担。忏悔这种手段已运用于世俗世界的心理治疗，许多宗教团体也用它。但是二者在其他方面鲜有共同之处。我们知道，忏悔可以解脱。但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世界，即使当众认错，甚至向神父忏悔，犯错误的也不会感到解脱。相反，他会感到只要恶行没有公诸于世就不必懊丧，因为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。因此，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忏悔的说法，甚至对上帝的忏悔也没有。他们有祈福仪式，却没有赎罪仪式。

    真正的耻感文化借助于外部的强制力来行善，这和真正的罪感文化借助于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是完全不同的。羞耻是对别批评的反应。一个感到羞耻，是因为他被当众嘲笑或遭到拒绝，或者他自己感觉被嘲弄了。无论哪一种，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量。但这要求有外在场，至少要当事感觉到有外在场。罪恶感则不是这样的，在有的民族，荣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。在这种况下，即使恶行未被发觉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感折磨，尽管这种罪恶感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。

    早期移居美国的清教徒们曾试图把一切道德置于罪恶感的基础之上，并且所有的神病学者都知道现代美国内心有什么苦恼。但在美国，羞耻感正在逐渐成为沉重的负担，而罪恶感则大不如以前那么容易被感觉到了。美国把这种现象解读为道德的松懈。这种解释虽然也蕴涵着许多真理，但是我们并不指望羞耻感能担起道德的重任。我们不能把伴随耻辱而出现的强烈的个懊恼纳我们的基本道德体系。

    而本却是把羞耻感纳道德体系的。不遵守明确规定的各种善行标准，不能平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偶然的出现都是耻辱。他们认为耻是道德的根本。对耻辱敏感的就能够实践善行的一切标准。“知耻之(amanwhoknowsshame)”就译成“有德之(virtuousman)”，有时也译成“重名之(manofhonour)”。与“纯洁良心”、“笃信上帝”、“避免罪恶”等在西方伦理中的地位一样，耻感在本伦理道德中也具有同样的权威地位。以此逻辑推论，死之后就不会受到惩罚。除了读过印度经典的僧侣外，本对那种今生修行，来世有好报的因果回报应观念是很陌生的；除少数皈依基督者外，他们也不承认来世报应及天堂地狱惩罚之说。

    正如其他一切看重耻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样，羞耻感在本生活中的重要也是体会得到的。任何本都对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十分关注。他只需要推测出别做的判断，并针对别的判断调整自己的行动。当每个都遵守同一规则并相互支持时，本就会感到轻松而愉快。当他们感到这是履行本的“使命”时，他们就会非常狂热地参加。当他们试图把自己的道德输出到那些并不通行本善行标准的国度时，他们最易受到伤害。他们“善良”的“大东亚”共荣圈计划失败了，中国和菲律宾所采取的态度令许多本感到愤慨。

    那些为了求学或经商到美国的本并不是受国家主义绪所驱使的。但是，当他们试图在这个道德规范不那么严格的社会生活时，就常常感到他们过去所接受的那种细致的教育是个“失败”。他们感到本的美德不能很好地输出。他们想说明的并不是所谓的改变对任何来说都是很困难的，他们想说的远比这多得多。比起他们所熟知的中国、暹罗来说，本适应美国式生活要困难得多。本的特殊问题在于，在他们看来他们是靠这样一个安全感长大的——只要一切都按规矩行事，就会得到别承认其微妙的意义。他们看到外国对这类礼节毫不在乎时，就茫然若失。他们千方百计寻找西方生活中与本类似的细节，一旦找不到，有些就感到非常愤慨，有些则感到震惊。

    在其自传《我的狭岛祖国》中2，三岛士(mishima)成功地描写了她在道德规范不甚严格的文化中的体验，无能出其右。她是如此渴望到美国留学，她说服了她保守的家们“不愿受恩”的观点，接受一个美国奖学金最终进了卫斯理学院学习。她说，老师和同学都对她特别友善，但这却使她感到更困难。“本的共同特点是以品行无缺陷而自豪，我这种自豪却受到了严重的伤害。我很生气我自己不知道在这里该怎样恰当行事，而周围的环境却似乎在嘲笑我以前的经验。除了这种模糊而又根蒂固的恼恨以外，我心中再也没有其他激。”她感到自己“似乎是一个从其他行星上掉下来的，原有的感觉和感在这个世界都用不上。本式的教养要求任何动作都要文静优雅，每一句言辞都要礼貌规范，在当前的环境中我十分敏感，以至于在社活动中茫然不知所措。”二、三年的时间才使她解除了紧张状态，并且开始接受别的好意。她认为，美国生活在一种她所谓的“优美的亲密感”之中。而“在我三岁时，亲密感就被当作不礼貌而抹杀掉了”。

    三岛士把她在美国结识的本孩子和中国孩子做了比较，她认为美国生活对两国姑娘的影响完全不同。中国姑娘具有的“那种沉稳风度和社能力是大多数本姑娘所不具备的。在我看来，这些上流社会中的中国姑娘是世界上最文雅的，她们都具有近乎尊贵的仪表，仿佛她们就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。即使在高度机械化与高速度发展的文明中，她们恬静和沉稳的格与本姑娘的怯懦、拘束形成鲜明的对比，这显示出一些社会背景的根本差异。”

    和其他许多本一样，三岛士感到好像网球名将参加槌球游戏，再优秀的技艺也无法表现，因为她的专业技能无法得到发挥。她感到过去所学到的东西是不能够带到新环境中来的。她过去所接受的那些行为准则是无用的，美国用不着它们。

    一旦本接受了美国那种不甚烦琐的行为规则，哪怕只接受了一点点，那就很难想象他们能够再过本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了。有时，他们把过去的生活说成是“失乐园”；有时又说成是“桎梏”；有时则说成是“监牢”；有时又说成是有小松树的盆栽。只要这棵小松树的根培植在花盆里，这就是一件为花园增添风雅的艺术品；一旦移植到野地上它就不可能再称其为盆栽了。他们感到再也不能成为本花园的点缀了，再不能适应往的要求了。他们以最尖锐的形式经历了本的道德困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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